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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本源和最终归宿问题,也就是“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既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人类数千年来一直追寻的终极问题。认识邪教也需要如此。从南宋时期浙江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始,邪教组织以各种形式或隐或现的存在于中国社会有上千年之久,其组织之严密,裹挟人员之多,危害之甚,造成社会浩劫之惨烈,影响之深远是任何一种势力和组织都难以做到的。溯本清源,有助于全面认识邪教,揭批邪教,防控邪教。本文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一下邪教这个社会毒瘤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从哪里来的,将走向那里去?

一、邪教从哪里来----教主贩卖的私货、逻辑混乱的大杂烩

邪教极端善于“包装”自己,展现在世人眼中邪教宣扬的歪理邪说及其教主本人,无不既神秘又“高、大、上”,实际上这都是教主打着宗教名义贩卖的个人私货,是其按照自己口味炮制的一锅大杂烩。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邪教及其教主都宣称自己创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宗教门派,但是从其教义和实质目的上来看,它根本不是宗教,仅仅是盗用一些宗教术语,杂糅了各种民俗信仰、传统气功的一些内容,又吸收了巫术、巫医的手段和方法等拼凑而成歪理邪说,是典型的劣质精神文化的大杂烩。

1.貌似宗教而是非宗教,挂羊头卖狗肉

当前,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们把南宋时期浙江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作为中国历史上邪教的开端,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对佛教经典抄袭删改、为我所用。虽然其教义主要来源于佛教净土宗,但其实是“撮集《大藏》要言”,编成《白莲晨朝忏仪》供信徒诵念。二是开创了教主崇拜的先河。茅子元自称“白莲导师”,并以教主的身份到处接受信徒膜拜。三是改变了佛教的修行方式,使高高在上宗教活动走下“神坛”,成为普罗大众平民化的日常修行。

(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 )

据历史文献记载,早期有资格参加佛教活动的奉佛者,“俱是富豪之家,善女皆府第的娘子、夫人等”,这说明在当时下层群众参加宗教活动并不容易。茅子元适应和满足了下层民众的信仰需求,创立的白莲忏堂,专门在下层民众中收徒,且男女同修净业,也不要求信徒削发出家,并且可以娶妻生子,与平民百姓无异。这种活动方式被当时佛教界指责为是“聚落田间,皆乐其妄”东西。白莲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下层民众中流传的“弥勒救世”信仰和“末世论”邪说,又借助于谶纬之言,最终在元朝形成了白莲教的邪教组织,随着其实力的坐大,其开始觊觎世俗政权,屡屡造反,威胁社会稳定。

从古至今,所有的邪教组织都披着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五教归一、万教归一的外衣。宗教成为各类邪教组织的遮羞布。如明清时期罗教、黄天教等打的是佛教的旗号;民国时期一贯道、九宫八卦道等披的是道教的外衣;当代邪教“法轮功”是歪曲杂糅儒、释、道经典,牵强附会的宣扬其歪理邪说;“全能神”、“门徒会”、“呼喊派”等更是贴上基督教 “洋外衣”的标签到处招摇撞骗。

和佛教信仰释迦摩尼、基督教信仰耶稣不同,邪教除了教主崇拜之外,其信仰对象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有宗教的,有民间的,有传说的,还有自创的,荒诞不经。如民国时期红枪会敬奉的神衹就包括全部民间诸神:战神关羽、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西天佛祖、桃仙、周公、老子、孔子和其他几十位神灵。

2.创教者多是社会底层中对自身现实地位不满的凡夫俗子

无论是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民国年间的会道门,还是当代邪教,其创始人基本上都是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他们大多缺少必要的谋生技能,又不甘心生活在社会的下层,于是便纠集其中的一些“胆大冒险”分子,创立教门、会道门这类组织,以图改变自己的地位与处境,最后达到跻身社会上层甚至夺取政权的目的。如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清水教王伦起事中,有明确身份的头目共10人,其中衙役1人,武孝廉1人,郎中1人,杀人逃犯1人,私盐贩子1人,假和尚1人,肩挑负贩1人,无业游民1人,江湖艺人1人,职业办道者1人。发生在嘉庆年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有明确身份的领袖人物有46人,其中农民8人,小手工业者7人,衙役8人,佣工、帮工6人,职业传教者7人,小知识分子1人,零散工1人,医生1人,流放犯1人,武生员3人,道士1人,屠户、猪贩2人。其他邪教组织创始人及骨干分子也大致如此。

(吴泽衡像皇帝一样接受人的朝拜。他少年就劣迹斑斑,曾三次入狱 )

由于这些邪教教主及骨干分子大多出身低微,缺乏必要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影响,只好编造出各种神话故事来神化自己,称自己是某某神灵转世或化身,或曾经得到过某异人的“真传”以骗取信徒的信任,从而对他盲目崇拜。清代山西先天教(又名悄悄会)教主曹顺自称释迦牟尼佛转世,有知人前生后世之术,教中各骨干均有来历,分别是罗汉、海瑞、魏延、徐庶、杨业、哪吒、孙悟空、杨四郎等人转世。当代的“菩提功”头目狄玉明自称是唐朝宰相狄仁杰的后代,是金佛和药师佛转世,与观音菩萨并列,接受习练者的香火供奉和膜拜。“灵仙真佛宗”头目卢胜彦则自称是西方极乐世界摩诃双莲池大白莲花童子转世。“华藏宗门”吴泽衡就自称是佛教第88世、禅宗第61世、少林寺第32代传人,是大日如来佛的化身,自封“华藏”一脉初祖,法号“觉皇”。

3.吸引信徒的主要手段是巫术形式的医术和神秘主义化的气功

原始巫术最初主要来自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人对自然界和人自身中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崇拜,蒙昧时代医术和巫术密不可分,既是时至今日,在人类文明之光没有完全照耀的落后地区,基本上巫师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医师,通过求神拜鬼来帮人消灾去病解难。古今中外,具有实用主义功效的巫术和医术都是吸引一切缺乏社会现实保障民众的最有效的方法。能给人带来益处(无论是精神或者是肉体)的巫术和医术恰恰是笼络信众最便捷的手段和措施。邪教的创立者在开始传教时,大多利用巫医治病或把气功巫术化作为吸引徒众的重要方法。如明代“弘阳教”教主韩太湖,曾被朝廷敕封为“正德明医真人”,他云游四方,一路为人治病,并利用患者病愈后产生的感恩心理,借机传教收徒,效果十分明显。清代的“一炷香教”,根据病人有病部位妄断患者在现实中的善恶行迹。如系头疼,便称因为不孝顺父母;手足痛,则为兄弟不和睦;肚腹疼,则因为“良心不善”等等,这种似是而非,可以任意解释的牵强附会之词十分有利于教主根据自己需求控制民众。当代邪教“门徒会”大肆宣扬“祷告治病”和“赶鬼冶病”的歪理邪说,他们以此为幌子四处诈骗钱财,给人看一次“病”就收取数百元。“中功”头目张宏堡宣扬采用中医、西医加上气功所谓“三医”治病,并在其养生产品中注入“意念”增强疗效。其他诸如“菩提功”、“香功”等就更为荒诞,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打着气功治病招牌的典型的医疗诈骗活动。

二、邪教主要干了什么----掠夺财富、荼毒生灵、危害政权

当邪教组织自身力量不够强大时,为了保存自己,大多潜伏于地下从事秘密活动。但是随着自身势力的增长,教主就会逐渐不满足于个人财富的积累,也不甘心在自己神权王国的统治地位,在野心和欲望的驱动下,他们就开始转变为社会异己力量,一旦自我感觉条件成熟,就会借机带领被其洗脑的广大信众公开抗衡国家政权,制造社会动乱,危害社会秩序,造成数不清的社会浩劫。

(李洪志治病收钱)

1.信徒财富被邪教劫掠一空

所有邪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行骗敛财。出身寒微的邪教头子对钱财都极度贪婪,一旦开山竖旗创立邪教,在其扬名立万后都会巧立名目,疯狂聚敛钱财,尽可能地把信徒的钱财装到自己的腰包里来。为了打消信徒的戒备心理,在初期,邪教都会规定教徒入教时只需要交纳一份“功绩钱”或“种福钱”,表示日后可以得到幸福。后来,当信徒深陷邪教泥潭后,其敛钱的名目就会越来越多,如民国时期的一贯道表面上说入道不收钱,实际上却列有功德费、供果费、献心费、印书费、济贫费、施茶费、办义学费、超度亡灵费、渡大仙费、开办坛堂费、外出办道开荒费等十多种敛钱的名目。当代邪教组织敛财手段更是花样百出,“法轮功”通过到处举办气功辅导班,售卖李洪志胡编乱造拼凑的书籍、音像制品等大量敛财,数目及其可观,其他邪教“全能神”“华藏宗门”等也是竭尽全力,大肆敛财。通过敲骨吸髓的盘剥信徒,几乎所有的教主都实现了一夜暴富,有的甚至富可敌国。邪教头目“损千人、毁万家以填一人之壑”贪欲,酿造了太多的人间悲剧。

2.聚众叛乱致使无数生灵死于非命

聚敛钱财远远不是邪教组织的终极目标,当其教主野心膨胀,势力激增,成尾大不掉之时,冲击世俗政权,聚众叛乱基本上是历史上多数邪教组织的不二选择。而每一场社会动乱动辄都会导致成千上万生灵死于非命。明末“闻香教”徐鸿儒起事,遍及半个山东,裹挟的上万人都成了炮灰。中国近代史上最典型的社会动乱应该就是邪教组织“拜上帝教”。教主洪秀全制造的清末大混乱,是无数生灵涂炭,死于非命。(尽管过去在阶级斗争、政治革命的思维方式下,我们曾在一定时期承认、肯定太平天国邪教政权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对封建专制社会政权的打击作用,但是今天站在社会稳定和历史进步的角度考察,这场邪教组织制造的社会大混乱基本上没有更多的历史进步意义,它让整个中华民族为了洪秀全等少数人的私欲,以内耗的形式消耗了清朝建国以来几百年社会积累的文明和财富。)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大约为4.3亿。太平天国结束(1863年)后,中国人口只剩下2.3亿人。一场延续十几年的邪教叛乱,通过战争这架绞肉机,致使中国人口非正常的减少了近2亿,同时损失了无数财富。由此可见,对邪教组织如果防控打击不力,造成失控,其带来的社会危害将使整个国家、民族无法承受之重!

3.严重冲击动摇统治者的政权根基

邪教起事,历史上曾经制造过巨大的社会混乱,猛烈的动摇了统治者的政权根基。典型代表就是元朝末年的“白莲教”之乱,这是元朝政权走向衰落并最终灭亡的开始。邪教组织“白莲教”自宋代开始活动,由于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不够和防控打击不力,在元末已经盛极一时,正是因为“白莲教”不断的造反暴乱,牵制了元朝朝廷的大量精力,削弱元朝的军事实力,动摇了元朝的根基,曾经不可一世,横扫欧亚大陆、称雄世界的蒙古铁骑最终被出身于“白莲教”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赶回了大漠深处。据记载,明代276年间,共发生“邪教”案件264起。清朝267年间,共发生“邪教”案件507起。迅猛发展、此起彼伏的教门起事事件,严重冲击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发生在清嘉庆元年历时九年多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清政府调集了十六个省的兵力进行镇压,损失了提督、总兵及其以下官员四百余名,耗费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的军费二亿两,清王朝由此元气大伤,由盛转衰。

三、邪教走向哪里去----分裂、变异、灭亡

1.内部发生分裂,势力削弱

邪教组织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到处充斥着对财富、权力的争夺和倾轧,直至发生内讧,导致分裂。如民国时期一贯道,道首张光璧活着的时候,就存在师尊派和师母派激烈的争斗,各派为了各自的利益,疯狂的扩张势力范围,张光璧死后,就干脆分家另立门户。发生在1856年的太平天国内讧,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000余人,又在天京大开杀戒,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石达开奉密旨带兵勤王,杀回天京,诛杀韦昌辉及其亲信,后又遭洪秀全猜忌,为保全性命,他负气出走,又带走十数万精兵,如此折腾内讧,导致太平天国政权迅速衰败,直至最后众亲叛离,分崩离析,最终被清政府武力镇压,彻底消亡。

2.发生变异,苟延残喘

邪教组织由于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自古至今都不为统治者容纳和接受,为了生存,他们也会不断变换面目,改头换面,逃避打击。“法轮功”组织被政府定位为邪教后,公开活动几乎不可能,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就衍生出“法无定法”、“如意世界善法”等变异组织。“如意世界善法”更是以“肉身弥勒”现世为名暗中串联,发展成员,企图瞒天过海,混迹江湖。当然,某些心会叵测的邪教分子也会另立门户,比葫芦画瓢,创建新的邪教,譬如近年来民间“银河联邦”奇葩邪教组织。其头目郑辉自称“佛公主”,是“银河联邦”在地球上的全权代表,成立“银河联邦觉醒大学”,声称“带领全地球、全人类摆脱六道轮回,朝着完全觉醒的佛菩萨境界而努力”,这些胡言乱语,完全是在挑战人类智商的下限。

3.必然的命运----灭亡

(《大明律》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规定严厉打击邪教 )

邪教危害民众之甚,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必然会遭到严厉打压。在明朝,明太祖朱元璋是参加白莲教反元起事而坐上皇帝宝座的,他深知白莲教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故立国之初,就把严厉查禁“邪教”作为关乎国家治乱兴亡的大事,《大明律》规定,参加邪教者,不分首从、不需要经过审讯,不论传教还是习教者一律处死。地方官怕朝廷怪罪,又把“从犯”的面进一步扩大。到明永乐皇帝时期,山东白莲教滋事,朝廷迁怒地方官,右布政使秦埏被杀,因教头唐赛儿逃逸,朱棣就把山东、河北、安徽的尼姑和出家妇女分批抓到北京审查,先后达数万人,说明了执政者对邪教的危害十分清楚,竭尽一切可能斩草除根,以免其祸害社会。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有明一代,邪教组织白莲教基本上被明代政府从社会上消灭和绝迹了。至于后来发生在清嘉庆元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是收元教和混元教共同发动的,根本不是白莲教了。

总之,无论邪教从哪里来,戴着什么样的虚伪面具,其实质上都是少数无良之辈出于对财富和权力的邪恶欲望的贪婪。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邪教如何泛滥,蒙蔽的民众再多,只要执政者高度重视,采取的社会防控措施足够到位,那么其最终必然会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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