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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20年研究生培养中对邪教问题研究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

邪教是危害社会的“毒瘤”,反邪教是一项长期斗争。通过对中国知网学位论文数据库中1990~2020年涉及邪教问题的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可知,邪教问题研究的主要力量在北京市,学位论文所在培养机构主要分布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院校,法学专业逐渐成为研究生培养中关于邪教问题研究的主导专业,不同研究机构相关学科专业的设置各有特点,并且在研究团队、指导教师及师承关系上也具有一定的特点,研究范围涵盖了古今中外理论、政策、实践、运作机制等多个方面。推动新时代邪教问题研究,需要高度重视邪教问题研究,不断增强邪教问题研究力量,进一步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建立协作网,加强学科建设和学科交叉融合。

关键词:邪教 学位论文 研究生 格局 趋势

邪教被认为是宗教中的异端,是危害社会的“毒瘤”。邪教的传播和蔓延,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邪教问题已成为世界性难题。近年来,邪教活动的方式越来越隐蔽,邪教现象越来越复杂,邪教和反邪教之间的斗争处于胶着状态,反邪教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这为新时代邪教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邪教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已有成果进行统计梳理并作出定量分析,对于落实好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和样本选取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和文本分析法,本文的数据分析项包括:作者、论文主题、学位所属学科、学位授予机构、学位授予时间、指导老师、学位类型、毕业后的流动等。上述数据的获取,一部分来自学位论文自身,一部分通过作者在获得学位后发表的文章获取,如毕业后的流动信息。

(二)样本选取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内一般用“会道门”来称呼今天所说的“邪教”。20世纪90年代以来,“邪教”一词的使用日益频繁。基于此,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位论文数据库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学位论文数据库,输入“会道门”“邪教”“膜拜团体”,“FLG”“全能神”等具体教派名称以及相关邪教的教主进行全字段检索,检索时间选择199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经过筛查与分析,剔除两个数据库相互重复和与“邪教主题”无关的论文,共得到有效样本205篇,其中有博士学位论文32篇、学术硕士学位论文121篇、专业硕士学位论文52篇,三者所占比例分别为15.6%、59%、25.4%。之所以选择1990年作为检索起始时间,是因为1990年之前数据库没有检索到相关的博硕士学位论文。

二、数据分析及结果

为了了解和掌握邪教问题研究的基本格局,笔者从地域分布、师生情况、研究视角三个维度对中国知网学位论文数据库中1990~2020年涉及邪教问题的博硕士学位论文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由数据可知,邪教研究成果的地域分布和机构分布不是很平衡,不同研究机构相关学科专业的设置各有特点,在研究团队、指导教师及师承关系上也具有一定的特点,同时研究视角也有所不同。

(一)地域分布、机构分布及学科专业设置

数据显示,以上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地域分布、所在培养机构及所属学科专业相关性较弱,但是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1.从地域分布来看,北京市是研究邪教问题热度最高的城市

根据对学位论文数量的统计,北京市遥遥领先,其学位论文比例达到28%。其次是上海市10%,山东省的论文数量排名第三,三四五六名不相上下。从排名前十的省直辖市来看,北京市的论文数量几乎是第二名上海市的3倍,排名前四名的论文数量占到论文总量的一半多。这表明北京市是研究邪教问题热度最高的城市。

以10年时间段为区间,可以看出北京市始终保持在第一位,几乎所有省市的学位论文数量的变化趋势是相同的,都是在1999年FLG事件之后出现了学位论文爆发式增长,而后逐渐回落。1990-2000年间,总共只有9篇学位论文,北京市8篇,江苏省1篇,其它省市为0篇;2001-2010年间,排名前10省市学位论文数量的增幅比例是89%,1999年FLG事件之后,尤其是2000年11月13日中国反邪教协会的成立,对邪教问题的学术研究得到关注;2011-2020年间,排名前10省市学位论文数量的降幅比例是25%,1999年FLG事件引起了邪教相关主题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数量的大幅增加,在这一事件得到控制之后,论文数量下降明显。这表明:一方面在研究生培养上,学术研究会对时事热点做出迅速反应,另一方面研究生论文数量与国家形势和大众舆论高度相关。

2.从培养机构来看,北京市数量最多

基于1990-2020年间的统计数据,在学位论文所在培养机构方面,目前共计86个培养机构开展邪教问题研究,其中排名前10的机构学位论文数量约占4成,排名前20的约占6成,排名前30的约占7成。排名前10的机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些机构中,北京市的机构有4家,上海市有2家,吉林省有2家,山东省有1家,湖北省有1家。从机构维度看研究邪教问题,北京市的机构数量是最多的,说明北京市在研究邪教问题力量分布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从时间维度上看,各个院校邪教研究的状况有所不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是最早开始开展邪教问题研究的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位论文数量是其他三家的6倍。进入21世纪后,陆续有82个培养机构加入了邪教问题研究的队伍。21世纪初前10年,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成为较多开展邪教问题研究的机构。2011-2020年间,开展邪教问题研究较多的机构包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内蒙古大学和山西大学等。

3.从学科专业来看,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1990-2020年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学科专业上,开展邪教问题研究较多的学科专业主要包括:中国近现代史、法律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刑法学、中国古代史、社会学、宗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等。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开展邪教问题研究的学科分布情况。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2008年),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专门史这些专业被归入历史学一级学科,宗教学专业被归入哲学一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被归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研究邪教问题的一级学科包括历史学、法学、哲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公安学、民族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从一级学科进行统计分析,历史学和法学占比是最高的,其次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和排名前10专业的情况基本一致。

从培养机构角度看,以排名前10机构的数据为分析对象,不同机构研究邪教问题的学科专业各有特色。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邪教问题的学科专业有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其中历史学的占比为79%,且博士论文是硕士论文的1.2倍;山东大学研究邪教问题的学科专业有历史学、法律硕士和社会学,法律硕士占到一半,历史学占比为40%,硕士学位论文占比为90%;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邪教问题的学科专业有公安学和警务硕士,公安学是主导学科,以硕士论文为主;武汉大学研究邪教问题的学科专业有法学、宗教学、历史学,这三个学科的研究力量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上海师范大学研究邪教问题的学科专业有历史学和文学,历史学占比87.5%;吉林大学研究邪教问题的学科专业只有法学,是最早开始从法律角度开展对邪教涉罪进行研究的机构;清华大学研究邪教问题的学科专业有公共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技术哲学三个专业,三个专业的论文占比分别为60%、15%、15%。由此可见,不同培养机构涉及的学科专业不同,也表明了邪教问题研究的多学科性质。

从时间上看,最早关注邪教问题研究的学科是历史学,而且是在FLG事件之前,其他学科的介入都是在“FLG”事件之后,心理学是最后一个关注的学科且论文占比仅为0.5%。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展邪教问题研究的地域和培养机构快速增长后还持续增加,而学位论文比例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说明关注邪教问题的地域和培养机构越来越多,然而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更加分散。

(二)研究团队、指导教师及师承关系

数据显示,这些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师生关系特点各异。大致来说,可以从研究团队、指导教师及师承关系三个因素去分析。

1.从研究团队来看,尚未形成稳定的队伍

关于研究团队,可以从某一机构同一学科指导学生论文的教师数量来看某个领域研究人员形成团队的情况。根据统计数据,在30多年86个培养机构中这样的团队持续比例仅为3.5%左右。可见,开展邪教问题研究机构中较少形成研究团队,单独偶发指导学生是普遍的情况。样本数据显示,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和吉林大学等几所高校曾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而这些研究团队持续关注的时间长短不一。中国人民大学从1990-2013年,山东大学从2007-2014年,武汉大学从2002-2018年,中间曾有多年的间断,吉林大学从2001-2006年,之后再无论文出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从2017开始至今,每年都有研究生学位论文。从这些数据看,本就稀少的研究队伍随着时间推移还在减少。而近几年真正活跃的研究团队只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经进一步考察发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因为从2012年起开始招收研究邪教方向的研究生。

2.从指导教师来看,大体分为三种情况

1990-2020年间的统计数据显示,指导老师的总数为183人。可以分为三种情况:(1)1位指导老师指导了2篇或2篇以上学位论文,占导师总数的8%。在这些导师中,其中1人最多指导了10篇学位论文,10篇中7篇是博士论文,3篇是硕士论文,7个博士中4人进入高校和科研院所,3人之后又成为指导老师,指导了邪教问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形成了一定的师承关系;有1位导师连续指导4位博士,针对邪教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有1位导师指导同一位学生的硕博士论文,都是研究邪教问题;这8%的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占到总论文数的22.4%。(2)1篇论文有2位指导老师,占导师总数的10%,占论文总数的4.9%。双导师的论文中,有90%的论文显示是和校外导师联合培养,专业为法律和公共管理。(3)1位指导老师指导了1篇学位论文,占导师总数的82%。以上三种情况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这些数据显示,少数导师(8%)将涉及邪教的研究作为持续的学术旨趣,但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明显减少。双导师情况随我国研究生培养结构的变化增加明显。而对于大多数导师(92%)来说,邪教及其引发的现象只属于偶尔关注的范畴。

3.从师承关系来看,以两代师承为主

本研究中所说的师承,指的是学位论文的作者毕业后,又作为指导教师指导研究生进行了邪教问题的研究。从这个角度说,可能有师承关系的只能是学位论文的作者毕业后进入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师承关系可以通过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的流动信息来考察。对作者流动信息的统计分析显示,作者的总数是204人,在本研究的时间段内,有9.3%作者毕业后进入高校和科研院所,但仅有2%的作者又作为导师指导研究生进行了邪教问题的研究并形成学位论文,形成了三代师承关系。其余的师承关系只有两代。

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与学生毕业流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学生毕业后准确的流动信息获取困难,此处以博士论文的作者具体分析:32位博士所学专业按学科来分,历史学人数最多为18人,法学9人,哲学5人。32位博士毕业后,6人去向不明,26人有明确的工作单位。26人中在政府工作的6人,其中历史学4人,法学2人,占博士总数的18.8%,他们都成长为国家在政法和宗教领域的管理干部。高校教师15人,科研院所3人,出版社2人,出版社也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出版社,故可以作为导师继续指导学生的人数为20人,占博士总数的62.5%。他们中历史学的11人,法学6人,哲学3人。其中曾指导学生继续进行邪教问题研究的4人,占博士总数的12.5%。3人是历史学专业,1人是法学专业。历史学的3位导师毕业年限分别为1999年、2001年、2002年,指导学生学位论文的时间为2005至2013年间,共6位同学,后再无学生。另1位导师是2006年法学学科博士毕业,指导学生学位论文的时间为2020年,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从这组数据来看,学生毕业流动,从事新的职业和工作,是邪教问题研究中师承关系中断的主要原因。

(三)研究视角

统计数据显示,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视角涉及到邪教研究的诸多方面,包括(1)明清时期秘密教门(有些学者亦称之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的历史和建国前后会道门的研究(以下简称视角1);(2)我国具体民间秘密教门、FLG、全能神、门徒会等具体邪教的研究(以下简称视角2);(3)防范处置邪教犯罪的法律和政策研究(以下简称视角3);(4)邪教的理论研究,涉及邪教的界定和特征、邪教的生存根源和运作机制、邪教的危害及其它的研究(以下简称视角4);(5)海外新兴宗教与当代中国邪教之间关系的研究(以下简称视角5)。

从学位类型看,统计时段内数据显示,在1990-2000年间有关邪教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远远高于学硕学位论文,这个时期专硕学位论文为零,在2001-2010年间,三种类型论文数量都大幅提升,增幅最大是学硕学位论文。而在2011-2020年间,博士学位论文和学硕学位论文都有减少,专硕学位论文继续直线上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的调整,专业学位在2005年后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同时2009年开始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因此专业学位论文直线增长。下面针对三种学位论文在不同时段研究视角的变化情况具体说明:

博士学位论文在1990-2000年间,对视角1和2的关注多于视角4,视角3、5没有涉及;2001-2010年间,关注的视角从3个增加到4个,视角5仍然没有关注,关注视角的论文比例都有所增加,视角1的增幅最大,是最受关注的视角;2011-2020年间,关注的视角从4个增加至5个,视角5首次关注,视角1-4的论文比例都在下降,视角1的下降幅度最大,这个时期视角2和4成为最受关注的视角。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博士学位论文所涉及的主题和社会时事及其热度变化有紧密关系,更和所在学科专业和指导教师关系密切。在统计的三个时间段内:1990-2000年间博士学科论文所属学科为历史学和科技哲学,历史学的学位论文是科技哲学的4倍,历史学更倾向从视角1、2来研究邪教,而科技哲学偏向视角4;2001-2010年间博士学位论文所属学科为历史学、宗教学、法学和社会学,这个时期四者的学位论文比例为10:3:2:1,历史学的视角多为1,是视角2的6倍,而宗教学也是从视角1和视角2来进行研究,社会学是从视角4进行,造成这个时段视角1的论文增幅最大;2011-2020年间博士学位论文所属学科为历史学、宗教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安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七个学科,造成视角1博士论文比例大幅下降的原因是两位多年从事秘密社会研究的历史学博导相继退休,从这个时段看,博士学位的研究视角更倾向于对邪教的理论研究和中外邪教比较研究。

学硕学位论文在1990-2000年这个统计时段内,仅关注视角2且比例较低;2001-2010年时段内,关注视角从1个增至5个,关注最多的是视角2;2011-2020年时段内,视角4关注度有所提升,提升比例不大,其它三个视角论文比例明显下降,相比较而言,关注最多依然是视角2。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是1999年FLG事件,导致在第二个统计时段内论文比例大幅增长,这一事件得到控制后,对邪教问题的关注逐渐降低。视角4没有相应下降,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邪教问题更注重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

专硕学位论文从2001-2010年时段开始关注邪教问题,视角3增幅最大,主要是法律硕士,视角1和5没有关注,视角2和4关注也很少;2011-2020年时段内,随着专硕招生规模的扩大,视角1、2和4关注度都有明显提升,视角5仍然没有关注。专硕学位论文研究视角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和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的调整规律高度相关。

三、小结与建议

(一)分析与总结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来看,目前研究生培养中邪教问题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和趋势:

1. 北京市和上海市仍是培养邪教领域研究高层次人才的中心

基于目前的统计,有86个机构在开展邪教问题研究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培养机构的数量处于增长的趋势,但主要的研究力量聚集在少数的机构上。在86个机构中,排名前20的机构的学位论文数量约占60%。从地域层面,北京和上海就占据了38%,北京和上海仍然是邪教问题研究的中心。在北京和上海两个中心中,北京相较于上海拥有强大得多的研究力量,其学位论文数量遥遥领先,将近上海的3倍。北京不仅在总量上占绝对优势,在学位论文数量最多的机构排名上,都占据主导优势。从时间的发展来看,相较于上海,北京呈现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

2.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逐渐成为邪教问题研究最主要的培养机构

基于目前的统计,中国人民大学是最早关注且有一定研究规模的机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团队在渐渐萎缩,最终在2013年之后学位论文为零;山东大学曾在2001-2014年间成为主要的培养机构,但随着研究团队人员的流动,在2015-2020年这个时段也不再出现。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2017年才崭露头角,其学位论文比例大幅提升,在这个时段内机构排名跃升为第一,从时间的发展趋势来看,相较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势头。

3.法学专业逐渐成为研究生培养中邪教问题研究的主导专业

开展邪教问题研究的学科门类主要有:哲学、法学、历史学、管理学、文学和教育学,尤其是法学和历史学是研究邪教问题的最主要专业。从专业设置来看,北京和上海的专业设置比例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博士、学硕、专硕学位论文对邪教问题的关注度来看,法学专业的学位论文比例不断攀升,在学科专业上日益呈现出由法学专业主导邪教问题研究的趋势。

4.邪教领域研究的师承关系过于简单

统计数据显示,邪教领域研究的师承关系以两代为主,这样的师承关系过于简单,不利于邪教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师承关系是传播科学知识、传承学术思想、优化学科教育、促进学科创新的助推器,是学派生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师承关系简单则难成某一学派,学科的发展很难延续。一门学科,只有具备延续性、继承性、创新性,才能逐渐构建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并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因此,要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建制化、体系化与学科化,不断取得学科创新,需要有学识与经验并重的资深学者培养众多研究生,部分优秀的研究生又培养一批研究生,代代相传,才能形成稳定的研究队伍。

(二)思考与建议

反邪教需要高层次人才,而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推动新时代研究生培养中的邪教问题研究,需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1.高度重视邪教问题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宗教工作是一项关系党的执政前途和命运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工作。”而邪教往往都是以宗教的面目出现,给自己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以欺骗群众,逃脱法律制裁。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对邪教问题的研究,有助于高校师生认清邪教“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本质和危害,增强反邪教意识,提高识别、防范和抵御邪教的能力,从而远离邪教。进一步加大邪教问题研究力度,不仅是提升邪教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国家可以通过设立专项,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进行小规模的研究生培养,每年有固定的指标招收这方面的研究生,而且不占用已有的指标,这些学生毕业后要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去工作。在培养过程中,以国际通用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研究中国在邪教领域的独有现象,同国际社会展开学术交流,以此来促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邪教问题的了解。

2.不断增强邪教问题研究力量

一方面,要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崇高使命。加强邪教问题研究,首先要打造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导师队伍,尤其是要培养邪教问题研究方面的专业人才。只有导师有了一定的专业能力和水平,才能更好地引导研究生开展邪教问题研究。另一方面,从国家层面对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给予足够的政策和基金上的支持,保证这一领域研究队伍的可持续性建设。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提供有利于邪教问题研究的良好科研环境,给这些研究队伍提供交流和合作的平台,比如组织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组织编辑丛书、创办学术刊物等,不断增强邪教问题研究的力量。

3.加强学科建设和学科交叉融合

邪教滋生和蔓延的原因是复杂的,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治理邪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单个部门独立就能完成的,需要多方统筹、协同发力、多管齐下。研究邪教问题同样需要建立协作网,加强学科建设和学科交叉融合。这是因为,邪教领域的研究工作涉及多方面的专业知识,需要多方面的专业人才通力合作。目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科比较分散,这种情况有利有弊,一方面,不同学科的参与扩大了邪教研究领域,但另一方面却没有形成学科交叉融合,尚未形成一个既有共同关注又综合全面的核心研究领域。因此,要通过顶层设计,构建一个不同科研机构、多学科的协作网,针对研究生的培养,在不同的学科要开设相对稳定统一的基础课程,还要设置一些既有学科特色又有共同基础的共同课程,形成科学完善合理的教育培养体系,服务于学科建设和不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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